人間書寫

文／瘂弦

文學批評和藝術批評是一門獨立的學問。

在中國古典文學裏，考據、義理、辭章是研究與創作的三大範疇；而義理，便是批評。
現代文學藝術工作者為批評下的定義則是：根據一定的理論架構，對作品進行通盤的審視，透過鑑賞、分析、歸納、研判等方式，找出作品的精神內涵，並對它作美學或文化上的價值判斷。

批評的第一要義是詮釋作品。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吾人透過批評家橫飛的口沫，方能窺見一個作者清晰的面影。或許，某些人會嫌批評家嘮叨，但對絕大多數的欣賞者而言，批評是一種必要的導引。
詮釋的內容包括：作者創作背景的分析，作者與其同時代作家藝術風格的比較，作品在內容、形式上的創發與突破，作品安排的特殊暗示或象徵提示等。這其中有玩味、有讚許，也有吹毛求疵。基本上，詮釋工作是冷靜、客觀、科學的；當年自然主義者用「把一件作品放在手術臺上作切片檢查」來形容批評工作，可以道盡批評家面目的嚴冷。

批評的第二要義是匡正文風。詮釋並不是批評的最終目的；優秀的批評家，不僅能成功的扮演解人、橋樑的角色，而且能以他的炯炯目光，探照出時代的衰弊或局限，為文壇藝壇調整出共同的藝術航向，進而匡正整個時代的文風。

好的批評家甚至可以為一代文學藝術建立創作的法典，以他豐富的學養、銳利的見解、前瞻的洞識，為他的時代豎立標竿；批評家到達這個層次，批評的意義就不只是科學的，而是文化的、哲學的，批評家的形象也不是嚴冷的，而是溫熱和煦了。

「詩人」這一行的社會區塊
前輩詩人鄭愁予曾經寫出：「是誰傳下詩人這行業？黃昏裡掛起一盞燈」。這樣激發想像、令人心腸迴盪的詩句，肯定傳誦千古。然而，「詩人」自古至今，從來就不成其為一種行業。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藝術創作，「詩」的寫作，更難賴以維生。至少，十九世紀以降，華文世界裡，還找不到例證。在文化產業的結構中，「詩」這種藝術形式，顯然無法直接為創作者換取溫飽，現實世界裡沒有「詩人」這一行，寫詩者只好善用寫詩的經驗，將詩的涵養轉化成另一種足以換取物質資源的技藝，或者乾脆以另外的才學、技藝謀生。

「詩人」只存在特定的社會區塊中。在「詩人」的社會區塊，創作者也投射出他另外的社會角色，比如：國家文化機構官員（有的則未必與文化相關）、文學院系所首腦、大學教授、報館雜誌編輯（不一定是文化藝術版面）、畫家、攝影家、政黨文宣企劃人、廣告文案創作者（copy writer）、作曲家、藝術工作者、企業經營者、勞工、計程車司機、……。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像諸多行業一樣，只有為謀同道、集會結社的時候，「詩人」的光環被凸顯，才顯現「行業」的特殊意義。行業意識的形成，除了藉以提昇階級價值，也成為相濡以沫、循環不息的動力。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詩人」也有獨特的立世服眾的「行規」。這一行的最高權力，握在學院詩學理論研究者的手中。

學院裡詩學相關的理論和課程，先分門別類架構出一個共生的結構，讓詩的靈思可以互相激盪。有詩的相關文本，可以研究、形塑詩的典範，透過論述，使詩作傳之久遠。有趣的是，在學院裡，論述者通常基於學術的需要而進行論述與傳播。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是為己，而非為詩人。然而詩的文本在這樣的架構中，成為必要的輸入資訊（input data），而其創造者——詩人，也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

典範的形塑，有前行的理論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具說服力的開創性論述，以自成一家之言，成為新的指標與論述模式（此時，論述者也相當程度建立自己的詩學聲譽和權威）。理論的拓荒經常為詩的創作（及其後繼者），立下標竿，所以為憑，前仆後繼。後繼者再被形塑成新的典範，再被論述者衍生出新理論，如此循環不息。有了一群人不斷寫作、耕耘、翻新理論、形塑典範，才完成所謂「詩人」這個行業。

如果一位詩的創作者，遠離了「詩人」的社會區塊，只將自己投射在其他區塊，即使寫詩，或者未嘗停止具備「詩的質素」的創造，那麼他還可以算是一位「詩人」嗎？

「寫詩人」也是「詩人」嗎？
在台大我讀的是農業工程，不曾上過嚴謹的文學理論或創作課程。一九七九年五月，計畫出版第一本詩集《牙月》的前夕，我曾經寫：「如果文學創作不該僅限於『搞文學』的人的專利，那麼我企圖把自己當成另一個例子……多年來在科技方面的研習給我一個啟示：所有為人類福祉提供服務的發明，其所以能發展成功，無一不是歸功於原始理論的指導。而理論的修正與衍生則全靠在前人點滴累積的經驗基礎上不停的實驗。當然文學藝術與科技所能為人類謀福的效用是無法相提並論的，但近十年來專家們對文學藝術的研究方法已傾向科學化。在藝術領域中，表現的技巧與理論應該可以相輔相成。各種技巧的一再嘗試與實驗可以印證先設的理論，並更進一步地茁壯理論，確立理論；而推衍相生的理論可以指導更感人的技巧，發展一般技巧難以表現的感覺，開創更高的境界。」（《牙月》一九七九年序）

——初讀天洛少作《人間》詩集
文／孟樊

一、詩人信守的創作理念
在《SL和寶藍色筆記》詩集的序文中我曾提到：「三十歲以前，寫詩最勤；但詩的真正戰場則在三十歲以後，很多人過不了這一關。」當時我這一番自我砥礪的話，如今憶及，正巧也可用在詩人天洛身上。天洛卅歲之後的詩作，我無緣見到——因為迄今為止，他只出版過一本詩集，之後他和台灣詩壇的關係幾乎像是斷了線的風箏，再難以牽繫，印象所及，已不復在詩刊或報紙副刊上看到他的作品。雖然後來他告訴我，其實他的創作並未完全中斷，只是所寫的詩一直塵封在抽屜裡，未曾拿出來發表而已。卅歲之後的天洛，確切地說，是以一個藝評家的身份出現的，而此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感性的天洛到理性的天洛的轉變。
這個身份的轉變可否也驗證在「做為一個詩人」的天洛身上？這個答案恐怕非得等他將中晚期之後的「壓箱寶」悉數拿出來「公諸於世」（發表或出版）才能揭曉。然而，從最近一次的交談中，讓我隱隱然感覺，他在少作《人間》詩集中所秉持的理念：「寫詩原本是單純的，只是個人完成自我的手段之一」（見該詩集序文），至今似乎未曾改變，儘管他也透露，之後晚出的詩作亦有切入現實者。如同他在《人間》的自序中所說：「任何冠冕堂皇的口號或是偉大的目的都可能使一個寫詩人的心靈受到扭曲」，所以他堅持在其創作過程中「只處理自己熟悉或關心的情緒，真誠地用詩記錄下來」——這樣的創作信念，即使日後他以藝評家的面目面世，仍然始終一以貫之。
如前所言，既然無緣見到他中晚期之後的作品，在此只能展讀天洛的少作《人間》，也就以這本詩集略述我讀後的幾點感想。

二、社會性的個人情懷
《人間》收錄的卅八首（實為四十八首，蓋其中〈流星兩首〉、〈蒼顏書生三疊〉、〈顏色三題〉、〈戰事六首〉等四首皆為組詩），詩成於一九七０年代的後半期至八０年代的初葉。當時是台灣社會開始沸騰的時代，政治及社會運動蓬勃展開，詩壇也受此氛圍的波及，出現批判當道及主流詩潮的異聲，與天洛同時期的詩人，很難不對此新局勢的形成無動於衷，陽光小集的崛起即為顯例，而政治詩於此際的出現以至於後來的興盛，更是這些反思、批判的眾多「異聲」中的佼佼者。然而，此時由天洛所構築的「人間」卻和這股新興的詩潮無涉，在他這座詩的「人間花園」裡，「雖然雜存著對現實的諷喻」（如〈人間〉、〈對話錄〉），卻不見他自己所說的諸如「為時代證言」、「為貧苦大眾發言」或「嚴重關切現實」等等所謂的「崇高的題材」（見序文），有的只是他個人生活經驗的陳述，或內在冥想，或直接詠懷，或寄託性情，可以說這是「一本極個人化的詩集」。
在寄託性情方面，〈病酒〉、〈樹〉、〈書法〉諸詩堪稱代表。〈病酒〉中的詩人「披掛一身酒影／踐踏過杯中斜開的市街」，在不知名的小城中信步徘徊，聆聽小溪清唱，沽酒賞景，「看到蔚綠的山／啣住初晴的天空／輕輕吐納／白雲」，顯現出詩人一副氣定神閒、從容不迫的生活模樣。〈樹〉中的詩人則成了「孤獨的一棵樹」，多麼渴望飛翔，「學著風中的雁行追逐和暖的季節」，盼望化成「裊裊的輕煙一縷／隨著風液落在山中／匯為溪流灌溉田林綠莊」。至於〈書法〉一詩，詩人寄愛於臨摹，取材特殊：水是淚、墨是情感，硯池是時間，將學習書法的「教戰守則」比喻為一則「愛的箴言」：

淚多墨就淡了
容易傷透心紙暈糊字跡

文／向明

書法　　詩／天洛

你要我教你書法
我只能把心攤成一張紙
用三十歲的心智
與你一同溫習
愛字

和著你的淚
我用行將乾裂的情感
緩緩在時間的硯池中
研磨沾筆的汁液
翻開各種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