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書寫

在綠島的夜風中，讓星星陪我們，一起看電影　

文╱蔡宏明

在夜晚的露天空地架著布幕，放映機嘎嘎在繁星點點的暗夜裡放出一道流動的光影，海風偶而吹動，布幕上劇中人也隨風微微晃動，但黑白電影的悲喜劇，劇中人的對白卻緊扣著觀眾的心……

「對綠島人或綠島的遊客來說，連續放映長達兩週的人權電影院，確實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好消息！我們綠島人一年到頭難得看一次電影，而夏天是綠島旅遊旺季，來島上度假的觀光客晚上也可以多一項有意思的活動！」綠島的一家民宿業者聽到「人權電影院」時，十分開心，表達出心中的期待。

綠島沒有電影院，綠島人當然沒有電影可以看。對今天的綠島人來說，平時只能看電視消遣，想看電影，除非到台東，要不只能租片光碟在自家客廳盯著螢幕看。但「看電影」卻是老一輩綠島人難忘的經驗：在夜晚的露天空地架著布幕，放映機嘎嘎在繁星點點的暗夜裡放出一道流動的光影，海風偶而吹動，布幕上劇中人也隨風微微晃動，但黑白電影的悲喜劇，劇中人的對白卻緊扣著觀眾的心……。

在進行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史蹟史料調查時，我們採訪了在綠島鄉公所服務幾十年現已退休的陳新傳老先生，他告訴我們許多新生（政治受難者）與綠島人之間感人的故事。當時新生訓導處（監禁「政治犯」的集中營）在特定節日偶而放映電影，處部總會派出軍用卡車，到各個村落載老百姓到營區一起「軍民同樂」。戒嚴的時代，綠島的集中營裡放映的黑白電影，免不了反共愛國、政令宣導這些八股；然而在還沒有電視的年代，那可是綠島人出海捕魚或上山種田辛勞一天後，難得的娛樂。「看電影」既是政治受難者與綠島人共同擁有的記憶，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一年一度的藝術季，放映一系列人權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人權電影院」，就具有不凡而深遠的意義。

「人權電影院」將於7月10日先在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放映三部綠島園區製作的紀錄片：《綠島的一天》、《火線任務》、《我的人權之旅》，同時舉行座談。接著自7月11日起至7月25日在綠島人權紀念碑公園，每晚放映一部紀錄片和劇情片。園區製作的紀錄片，都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真實故事，他們透過鏡頭回憶所遭受的人權迫害，極為感人，年輕世代從他們的證言中，將可瞭解台灣歷史真相。另搭配放映的，有受全球人權工作者關注的人權紀錄片：《皮諾契案》、《殺人機器S21》、《長夜將盡》、《我雖死去》，以及劇情片：《竊聽風暴》、《檸檬樹》、《旅行之歌》、《A級控訴》、《再見曼德拉》等。

文／蔡宏明

對今天的網路新世代而言，公開對執政者嗆聲是很理所當然的，從小他們就開始習慣民主社會的價值，言論自由受到保障，彷彿像呼吸那般自然。他們很難想像，只是在一張紙寫了幾句反對執政者的話，就要坐牢。但是這種事在白色恐怖時期，卻經常聽聞。藝術家陳武鎮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見證。他經歷過白色恐怖苦難，體會一個道理：在獨裁者眼中反對者是「巨惡」，其實那是獨裁者的統治手段之一，虛構出來嚇自己，也用來嚇人民。

1969年，當時才20歲的陳武鎮剛剛從台南師專畢業，被國民黨徵召到海軍艦艇服務，因為對當局的作為不滿，他在軍中一次性向測驗的試卷上書寫了「反對中央　反國民黨」八個字，就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兩年徒刑，進入泰源監獄服刑。

當時的陳武鎮不過是一個立志當畫家的文藝青年，他後來回憶：「二十歲那年，命運開了我一個不小的玩笑：以叛亂犯之名，被囚禁在大武山東麓一處秀麗的山谷裡。」坐監的兩年間，他更看清獨裁統治的本質，以及「政治犯」遭受不義壓迫的受難情形。這段經歷，改變了陳武鎮的一生。他常以反諷的語調告訴朋友，他「免費進入國民黨直營的政治研究所深造」，出獄後也期許自己，兩年的黑牢不能白坐，政治犯的經驗和感受，應該轉化成為藝術創作的養分。

處在台灣戒嚴的白色恐怖時期，陳武鎮雖然被釋放，回到社會，依然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儘管心中潛伏著一股不滿與藝術家天生的敏銳，但社會中普遍瀰漫「警總」的壓制與監視氛圍，陳武鎮寧可壓抑創作的衝動。台灣漫長的戒嚴，其實也囚禁了他的藝術家生涯。直到解嚴了，台灣政治稍微步入開放、民主，陳武鎮才願意「釋放」自己的藝術之心，而畫出「夢回泰源」、「虛擬巨惡」的系列作品。

陳武鎮的「虛擬巨惡」系列作品發表於2007年。這一系列作品，以描繪「政治犯」臉譜為主題，畫幅很大，色彩強烈，筆觸粗獷，油彩律動的肌理可以讓人想像他作畫時毫不拘束的動作，充分反映出令人心靈悸動的精神狀態。根據陳武鎮的自述，「虛擬巨惡」指的是所謂的「政治犯」，他說：「被囚禁時，我常常覺得眾囚皆是虛擬的巨惡，獨裁者虛構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

陳武鎮說：「出獄後我從未夢回泰源。反倒是在車站、在街頭一角、在公園、甚或在公共場所，常不經意間看見一個背影、一個姿態、一個表情、一個嘴角、一個眼神，讓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所畫的「巨惡」，把往日獄中的見聞，自對象實體析離，而析離的片段再轉化為扭曲的繪畫元素，在畫面中形成一道衝擊觀眾心靈的力量。被扭曲的人體與面容，透過神經直覺的反射，而非理性的設計，反而是最真實的寫照。正是這個理由，陳武鎮的「虛擬巨惡」較其他所謂的「反抗藝術」更真實地刻畫出白色恐怖的本質，相信也會成為後人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人權故事的重要「文本」。

文／蔡宏明

李敏勇2008年4月出版的《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介紹了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南斯拉夫、德國、北愛爾蘭、以色列、巴勒斯坦等8個國家的11位詩人的作品，其中波蘭的詩人就介紹了四位。（參見附錄一）有別於一般外國詩作和詩人的譯介，李敏勇的「當代世界詩對話」跨越了以往台灣文學界僅及於英美日的視野，而打開了足以觸動台灣讀者心靈的另一扇窗。

李敏勇鍾情於東歐詩人及作品，和他的詩觀有很密切的關連。1969年李敏勇寫出〈遺物〉（參見附錄三），就意識到自己寫詩「要在語言構築的經驗和想像的旅途上，不斷呈顯意義的體系」。在《青春腐蝕畫》的自序〈沒有地圖的旅行〉，他回顧這段歷程，很肯定地寫道：「意義，是的。就是意義，詩就是意義之核」。他在壯年之齡重讀〈遺物〉，後設解構自己的「詩想」：「這是三十年間詩作品的原型。這原型延伸出我後來詩的精神史軌跡，我作為一個詩人的感情歷史也貫穿在這些詩作裡」。李敏勇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政治社會文化的評論家。他出生的1947年，剛好也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富想像的詩質天賦以及歷史感，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曾被比喻為二二八事件亡靈的再生」。他的生命歷程，幾乎和戰後台灣歷史「同步」，2004年他結集出版《青春腐蝕畫》時他的創作「真正有成熟的意義體系來呈顯精神史，也至少有三十年，貫穿了戰後史的主要部分」，除了呈顯意義的創作，他還主編過《笠》詩刊、擔任《台灣文藝》社長及「台灣筆會」會長，更積極參與許多社會運動與公共事務，擔任「鄭南榕基金會」及「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回顧戰後台灣文學界的發展，從五０年代的「反共文學」、六０年代的「現代主義」（另一股風潮，以瓊瑤為代表的「鴛鴦蝴蝶派」，則被「前衛的現代主義者」撻伐得體無完膚無緣進入「文學殿堂」）、一直到七０年代「鄉土文學」運動以後，詩和小說作品才逐漸萌生台灣主體意識，進入八０年代以後，「後現代」的書寫曾經一度衝上時潮浪頭，但台灣已經成為更多元化的「開發中國家」，媒體蓬勃的發展，使文學界也沾染了商業，而呈現百花齊放的新局面。與李敏勇同一世代的文學創作者，大多被捲入當時文壇的「時尚」。緣於六０年代末期《笠》詩刊的場域活動，李敏勇受到同仁譯介的世界詩所啟迪，有了清楚與堅定的信念，而卻從未停止透過文學創作來構築自己「意義體系」的「詩想」。

1972年，李敏勇譯介了捷克詩人巴茲謝克（A. Bartušerk，1921-1974）的三十三首在《笠》詩刊發表，他認為，巴茲謝克的〈那些個年代〉呈顯的時代情境，既透視東歐洲諸國在共產體制下的困厄，也見證持有語言武器的詩人的力量。從此為了閱讀及學習，李敏勇開始譯介外國詩，也開啟了視野的窗口。在譯介外國詩作的過程中，李敏勇愈是閱讀不同國度的詩，愈感受到台灣戰後詩的貧困。

從《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收錄的文章，可以瞭解李敏勇對於二次大戰中曾遭受納粹侵略，戰後又在共產體制下備受壓制，尤其是猶太人被屠殺浩劫的國家十分關注。在這本書中，也刊錄了好幾幅他參訪浩劫遺址的和平博物館的照片。正值1990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的民主改革浪潮、以及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轉型正義，或許這一系列的和平博物館之旅，一方面使他更深層地辯證台灣政治現實與藝術文化傳統的關係，另一方面親臨歷史場域，足以印證了在他的「詩人之路」中找所尋到足的以觸動心靈的異國意義符碼，進而轉化為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且更堅定其長久以來演繹的關懷家國、社會「意義體系」的詩觀。

《顫慄心風景》除了介紹東歐的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聯邦的詩人，也涵蓋了中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敘利亞）詩人，以及德國、俄羅斯和愛爾蘭詩人。所介紹的詩人作品，風貌多樣，從象徵主義、超現實到哲思，不一而足；有語言清朗，甚至迥異於錘鍊語言多義性的「反詩」，也有艱澀難懂，抗議力道卻十分沈厚的作品。受限於文化與語言的隔閡，台灣讀者或許不易領略這些重量級詩人的精髓，好在李敏勇以筆記的形式，對詩人所處的背景略加引介，夾敘夾述地剖析部分詩作的意象及意義，並附上多首詩作翻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按圖索驥。

文／蔡宏明

藝術家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陳列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蘇菲亞美術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特展室中，美術館特別用防彈玻璃櫥窗加以保護，受到比普拉多美術館其他國寶級展品更嚴謹的尊崇，儼然是西班牙人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現代藝術國寶。

〈格爾尼卡〉的標題，就是西班牙北部山區巴斯克地區（Basque）小鎮格爾尼卡的名字。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右翼法西斯主義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領導的叛軍，推翻了由左翼黨派組成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共和政府遷都頑強抵抗。佛朗哥領導叛軍成立的國民軍政府，得到德國希特勒與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正式承認，並為了利益而結盟。儘管得到德、義的奧援，佛朗哥始終攻不下巴斯克地區這個戰略要地，於是要求德軍以空軍轟炸。德軍當時基於侵略計畫，提出總體戰的論調，認為戰爭中每個人都是戰鬥員，沒有所謂無辜的平民，每個人都是目標。德軍正好應佛朗哥的要求，以當時新發展的航空軍事科技，把格爾尼卡這個只居住平民的小鎮當成實驗品。1937年4月26日，德軍出動25架最新配備最精良的轟炸機，連續轟炸3個多小時，投下超過10萬磅的高爆燃燒彈。那天剛好是星期一，小鎮的廣場剛好有市集，這突如其來的轟炸，造成一萬六千人的——全鎮居民三分之一死傷，爆炸引起的大火燃燒了三天，整個小鎮毀壞超過百分七十。

當時，畢卡索在法國，聽到祖國這樣的慘劇，極為憤怒。剛好他接受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委託，繪製即將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中西班牙館的壁畫，於是決定以格爾尼卡為主題，懷著「對那把西班牙沈浸在痛苦與死亡的海洋中的好戰集團的厭惡和鄙視」，畫出西班牙人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戰爭慘狀，藉著博覽會廣為宣傳，於是在短短六週之間，完成了長776.6公分，高349.3公分的巨幅壁畫。
 
〈格爾尼卡〉吸引人的地方是畢卡索並非以逼真寫實的技巧來「描摩」戰爭，反而透過立體派的藝術手法來表現，雖然圖像經過了簡化，形體也加以扭曲，但觀眾卻可以感受到畫面充斥的恐怖感。藝評家和美術史專家，曾經以古代三聯式宗教畫（triptych）的形式來分析，認為〈格爾尼卡〉的畫面構成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畫中受重傷垂死辦跪的馬，臀部被插了一根鬥牛的長茅，象徵無辜的西班牙人民。揚著頭的馬痛苦地嘶嚎，張大的眼睛怒視著敵人，象徵對戰爭發出怒吼。表情冷漠的公牛，張著嘴，讓人看到法西斯主義獨裁者佛朗哥勝利的狂妄。拿著油燈的女人，有人解釋那是驚慌失措的自由女神；而馬首正上方，像是眼睛造型的，據聞畢卡索原來要畫一個太陽，代表上帝用他的眼看見了這場人間慘劇，後來因為萬國博覽會以科技為主題，所以藝術家運用巧思加上了一個燈泡。也令人聯想到炸彈爆開後的火花。

光著腳奔逃的人、抱著小孩哭泣的女人、驚恐的臉部表情、死傷躺在地上的人、握著斷劍的斷臂、白花，充斥著畫面，但是畢卡索以扭轉維度的手法，構成了繁複的空間。畫中的元素都是經過抽象化處理，灰白黑的色調，烘托出恐怖的戰爭場景與氛圍，與人身歷其境的感受。

〈格爾尼卡〉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中亮相，使世人對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畢卡索在這之前一年，受西班牙共和政府聘任為普拉多美術館的榮譽館長，為了保護藝術珍品，他創作了〈佛朗哥的夢與謊言〉——包括18件的漫畫式聯作版畫，和一首諷刺法西斯的詩，藉著出售這組複製品，將賣畫所得捐給共和政府。〈格爾尼卡〉的一些元素，比如公牛、受傷的馬，曾經出現在這一組版畫。當時法國政府還將畢卡索諷刺法西斯的畫面，印成傳單，用飛機大量撒在佛朗哥政府的佔領區。

文／蔡宏明

面對死亡，你會有什麼樣的心情？五０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懷著社會主義人道關懷理想的知識份子，被牽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案件，被判死刑槍決者，至今仍難以統計。這些當年的熱血青年，被槍決前到底是什麼心情呢？根據口述史料，有些人槍決前會高喊口號，大部分是從容就義。官方的檔案，受難者槍決前的照片，還有人露出笑容，一種令後人看起來難以釋懷的笑容。槍決前到底是何等的心情？受難者何川（見圖，郭錕銘 提供，台灣游藝數位複製），送給難友的「絕命詩」，雖然短短幾句，卻令人心神迴盪。


何川在1951年因涉「台灣省工委會台南市工作委員會支會鄭海樹等人案」，被當局以「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決死刑。何川被捕時，在台南高工任教，正是滿懷理想的年輕知識份子。


何川被監禁在軍法處等候判決期間，曾經和江槐邨（涉「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案」，被判13年，關過軍法處、新生訓導處、軍人監獄）關過同一間牢房。根據江槐邨的回憶，何川對雕刻很有興趣，也會寫日文「短歌」（日本古典詩的一種，有點類似中國的五言絕句，講求短短詩句固定格式中，呈現完整意境，音節以五、七、五、七、七的形式，每句結尾以日文假名為準）。何川曾經用饅頭捏出一個裸體美女給江槐邨，在被槍決前也寫了一首「短歌」給江槐邨。這首「短歌」可說是何川的「絕命詩」。


何川把絕命詩寫在一本三民主義書中靠近中間摺縫的空白處，他認為寫在這樣的地方，最不會被搜走，然後把書送給江槐邨。江槐邨說，他後來被關過很多地方，移監、移房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私人物件就要被獄方集中保管，後來這本書就遺失了。


解嚴以後，直到2003年，江槐邨憑著記憶，一字一句「還原」何川的絕命詩，請和何川同案的張大邦先生以毛筆書寫在宣紙上，裱褙後送給何川的遺孀做紀念（如圖，2003年張大邦書‧曹欽榮攝影）。這首「和歌」原文如下：

文／蔡宏明

〈光明的臉龐〉是曹開（1929-1997）獄中詩集《悲‧怨‧火燒島》的一首詩。一般會以為這是曹開在綠島期間寫的詩，其實不然。

綠島「新生訓導處」時期，獄方經常「大抄房」（搜查寢室），要「新生」帶著自己的物件集合在集合場攤開檢查，同時在寢室大事搜查，只要發現不符合規定的字條或蛛絲馬跡，「新生」便要接受各式各樣嚴厲的懲罰，嚴重的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曹開在綠島的初期，曾嘗試寫古詩，並研讀新詩，當時構思、寫好的作品藏在草席下，但部分文章曾被獄方搜出、沒收，剩餘的在出獄前全數銷毀。他出獄後才又憑著一點一滴的回憶慢慢謄寫下來。這首詩應該也是事後憑著記憶「重寫」，可能經過潤飾，不過，詩中流露出被囚禁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作者抽離了當年被監禁的現實環境，經過人生閱歷，以成熟的心智來駕馭語言，因而也展現了令人回味與深思的內涵。全詩轉錄如下：


　　　　光明的面龐    詩／曹開

　　　　我們是被關禁在
　　　　鐵罐裡的螢火蟲
　　　　我們像星星連動也不動